我叫屈家正。
我喜欢话剧，喜欢坐在剧场里的感觉。
我的收入不足以给我前排、中间的好座位，我就坐山顶、偏台或者有盲区低价出售的位置。
我已经习惯，在社会中，我总是坐在那种位置上。
我是一名新闻工作者，当然，这说法是我给自己脸上贴金了。
如果你的电脑因为乱装软件总有弹窗广告，弹出的猎奇新闻框上写着“生养半年，‘女儿’竟是儿子，土豪夫妇吓懵了”。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这种“新闻工作者”写的；
如果你的手机浏览器默认了主页，主页上花花绿绿闪动的文字条上写着“最怕这种女同事！年轻漂亮，入职三月升总管”。这个，可能也是我们这种“新闻工作者”写的。
流量就是我们的金钱，金钱就是我们的良心。
而我可能是其中最卑劣的一个。
像我这样卑劣的人却喜欢进剧场，穿着廉价的西服，衣冠楚楚，和绅士淑女们一同落座。幕布拉开，观众席黑下来，在剧院的黑暗中，我才能感到一点体面和尊严。
去年末我丢了稳定的工作，靠当狗仔和代拍赚钱，所以这周二的下午，接不到活的我捏着攒了一周的钱，来和没课或逃课的学生们一起，看完了这出话剧，《堂吉诃德》。
像我这样卑劣的人，也会被英雄梦打动。
我在刻奇式的感动中走出剧院，刚撞进春天的暖风里，就感到一道冷峻的视线钉在身上，好像瞬间把我的道貌岸然捅穿了。
那是个看起来要比我小十几岁的男青年，第一时间，我没有留意他的穿着，而是心虚地对上了他的眼睛。
我从未见过如此可怖的一双眼睛。
别误会，这双眼睛里并没有恶意。只是，带着不加遮掩的审视，以及一种执着。对了，正是执着，像我这样懒惰、窝囊、卑怯的人最害怕的那种执着——我前妻总这么骂我，到了她带着女儿离开我的时候，连骂都懒得骂了。
而后我才留意到他端正的仪表、得体的举止和良好的风度。在别人眼里，他也许是清冷又迷人的谦谦君子，但此刻我更相信我的判断。
四十不惑，再废物，我也能看出眼前这小辈的不寻常。我想起一句话：最可怕的疯狂，不属于真正的疯子，而源于理智者理性的疯狂。
谁知道呢？端方君子，也可能是一张绷紧的弓，过了某个极限的点，就会变成一往无前的箭。
他上前一步说明来意：
“您好，昨天中午我们远远见过一面。
我是祝逸丈夫，能耽误您几分钟吗？”
他讲得平静有礼，但我感到他在以一种威严逼迫我。
怂是我的本性，我习惯性佝偻了背，认命般点了点头，并不介意在小辈面前露怯。
我甚至忽略了他是怎么找上我的，回到家想起才背脊发寒。跟着他往咖啡馆走的时候，我只顾不断提醒自己，再害怕，也绝不能把录音交给他。
谁也不能轻信。
如果非得交出录音，必须由我亲手交给那个叫祝逸的小姑娘。
这是金钱之外，我仅剩的最后一点良心。
我知道这青年找上我，一如我要找祝逸，是为着2069年夏末的那件事。
想起这事，我那所剩不多的良心也会微微发痛，但它被怯懦和卑劣压着，痛得太迟了。
那个夜晚，那家酒楼，那场应酬，我不在场，但我几乎听见了那里发生的一切。
正如我所言，去年，我还是那种“新闻工作者”中最卑劣的一个。
最卑劣，是因为，我甚至没有挖掘猎奇新闻编撰稿子的才华，所以我干着更见不得人的营生——我在公众场所装监听设备，从公众的隐私中，窃取最离奇的秘密。
我们这种人，在“新闻圈”，有个外号：蜡螟。
蜡螟，一种听力很好的，呵，虫子。
做这种灰色地带的活儿，倒不用担心被抓。安装窃听设备的场所，它们的监管者往往与新闻网站达成了交易。流量变现，大家都有分成嘛。那些宾馆、会所、酒楼并不吃亏，监听设备的钱我们出，安装设备的人我们出，被举报了要抓也是抓我们的人。
当然，不会被举报的。
我的工作就是每天对着音箱，听多个频道的监听内容，来回切，遇到暴力的、奇诡的、扭曲的、色情的，就记录下来，整理成文。
2069年夏末的那个晚上，出于蜡螟的敏锐，我一把频道切到那家酒楼，就没再切走。
我听见了那个姑娘的悲忿与坚韧，她可能没比我女儿大几岁，可我什么都没做。
我的心早给污浊的生活整麻木了，我一遍遍告诉自己：
不关我的事。
我想起女儿临走前失望的眼神，就在心里提醒自己，对！我是个烂人、怂货、窝囊废，什么都别管！那里的人听着就有权有势，我惹不起！
我只做了一件多余的事，从公司的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