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7岁的王丽萍刚刚初中毕业，分配工作是没有指望的，城市里一批知识青年由于得不到工作岗位而被迫到广茂的农村地头进行再改造、再学习，更别说家里穷的连读完初中都断断续续好几次的王丽萍。王丽萍家里兄弟姐妹多，她排第四，不上不下，不像小的得宠也没有大的能干，读书还花钱，家里对她不是那么喜爱。读完初中一来响应国家号召，二来可以干活为家里赚些工分，父母早早就给她申请了去周边农村插队的名额。当时文革已经进入到尾声，国家正开始有序恢复生产，各地都需要人手，王丽萍申请插队的名额很快就下来了，当她收到通知的时候整儿人哭的死去活来，她不想一个人去农村干活，虽然家里条件苦点，有时都吃不饱，但从小也没离开过哥哥姐姐，一个人去陌生的地方有些害怕，她不理解父母为什么偏偏送她走，带着愤恨去了中部一个偏远的农村插队。
17岁的王丽萍青涩而纯真，姣好的面容，曼妙的身姿已然出落的亭亭玉立，只是整天蓬头垢面，旧衣烂衫没有多少人识出她的美。走的那天，姐姐认真的为丽萍梳洗了一遍，扎上两支羊尾辫，穿一身干净的藏青工作服竟也把丽萍衬托的青春动人。
到了县城有几辆接送知青到各个村的拖拉机停在集合点，所有新申请下乡的青年们都在那里集合等待分配。一群男男女女围在一起聊的正欢，丽萍凑过去和大家打招呼，介绍了自己的名字和来自哪个地方，突然有个清亮的声音插嘴道：“我也来自南城，我们是同乡啊，我叫刘美静。太好了，以后有伴了”。丽萍也很高兴，在他乡遇老乡心里多少踏实了点，很快她和美静就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说说笑笑一会功夫，点名分配的人就来了，丽萍和美静分在一个大队，但是要去的乡比较偏远，坐拖拉机去都要3、4个小时。一路上晃晃悠悠，一车六七个年轻人倒也开心，一边看风景一边闲聊。刘美静性格比较活泼，个子不高，长得不如大家闺秀但也算小家碧玉吧，已经年满18，看着也算成熟，只是两只嘴叽叽喳喳像麻雀样说个没完。
那个时候的年轻人大多家境不好，这一车人男男女女都穿着寒酸，有的男的鞋子都露出了脚趾。丽萍在家其实也差不多邋遢，只是出门前特意梳洗了一番，还换了姐姐干净的工作服，和这一群人比可是非常出挑，脸蛋，身材都算鹤立鸡群。晃到下午1点多他们才到插队的乡，一车人饿的愁眉不展。大队书记将这六七人领到村办，给他们分配了住地，说了些纪律问题，工作时间就叫人领着走了。分配的房子是个大土窑，男生一间，女生一间，隔壁挨着，条件非常简陋。房子里原来就有人住，比他们早一两年来的，丽萍她们一行三个女生加上之前房子里住的两个女生5人挤在一间大通铺上睡，房子里处了一张八仙桌，一个货架，一个小橱子就没什么家具了。男的那边也一样，之前住了三个男生，加上新来的四个男生根本就挤不下，只能让之前住这的一个男生搬到老乡家住，搬出去的这个人是他们这群插队知青的小组长，他们连人影都没见着就腾地方走了。
同屋给几位新来的拿了几个馒头充饥，他们就着热水吃完饭被叫到空地上集合，安排工作任务。这时一个身材板正，皮肤细嫩，眉宇间英气逼人的男人走了过来，站在他们队伍里。丽萍一眼就看见这个人了，他的气质与其他人完全不同，虽说也穿着朴素，但很干净整洁，不像他们这伙人邋里邋遢，看着他微皱的眉头，没有什么表情的脸，想着这会是谁呢，大队书记就叫住了他，并介绍到，这是你们这个组的组长，叫凌达民，工作上都听他指挥。随后凌达民内敛而深沉的声音想起：“大家今天来都辛苦了，下午老同志还继续之前的活，新同志跟我到地里转一下，将大致的工作范围介绍给你们，再了解下各位的特长，综合考虑来安排你们的工作”。凌达民说话不紧不慢，井井有条，一看就是很有文化的人，丽萍想：“这说话比他们学校的老师有水平多了，也不怯场，看着特别沉稳”。凌达民那年21岁，比丽萍大4岁，已经高中毕业，但是由于文革的影响，大学已经停招了，这就完全打乱了他考大学的计划，家里也受影响本来是省厅级干部的老爹被稀里糊涂的打成了反派，自己只能发配到农村改造锻炼。
下午新来的6人跟着凌达民在田埂上走着，凌达民问他们在家都干哪些活，有什么特长，有什么爱好，每个人都说不上什么，倒是刘美静叽里呱啦说了些文不对题的话，大家哭笑不得。王丽萍说：“我在家也就帮着做饭，有时和哥哥上山捡柴烧，在学校爱唱歌，跑的也快，其他没什么了”。凌达民望着王丽萍微笑点头，丽萍心里向被什么撞了一下，心慌直跳，害羞的低下头。之后，凌达民给每个新来的都分配好了工作，男生都安排犁地播种等体力活，刘美静和另一个女生陈霞负责除草，安排中午大家的伙食，做饭送饭等杂事。而王丽萍却被安排去喂猪，清理猪圈。其他人没有意见，王丽萍可气哭了，别的女生都是轻松的活，也是她擅长能干的话，却让她干最脏最臭的活，还亏她对凌达民的印象这么好。两个女生为自己感到庆幸也同情王丽萍，只能说些安慰的话以表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