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德红进京
十几年下来，到高中毕业的时候，德红的白描已经有相当功夫了。
转眼之间打倒四人帮、改革开放，十八岁的德红高中毕业了。
大学也开始招生，但学费却贵得惊人。德红的学习成绩虽然不错，面对大学一年几千元的学费，德红的全家一筹莫展。
德红早就仔仔细细地算过多少遍，一家人辛苦三年，也挣不下自己上大学一年的学费钱——三几千块钱，再加上书本费和每个月的饭费，那得多少钱才够呀。
高中毕业考大学，德红一咬牙，根本连名都没有报，他决定去打工挣钱，直到高考过後，德红爸才知道儿子根本没有报名，但已是无可奈何了。
实行包産到户以後，父亲虽然仍旧是支部书记，但权力已大大减少，不仅当木匠做家具挣钱，还必须自己下地干活。这对当年在学大寨运动中修大寨田时，土崖崩塌，腰受过重伤的父亲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父亲一咬牙——硬是做到了，而且照样供两个孩子上学读书。
德红知道父亲的艰难，没有钱就舍不得看病，布袋里常年装的是止痛片，每天睡觉都要母亲给他捶背，每年到六月天，睡觉还离不开火炕，
家里太穷、太困难了，德红已经暗下决心，准备到西安或者北京去打工，或者乾脆当木匠给人做家具挣钱。
德军去年又上了初中，也吃住在学校，一年的学杂费、伙食费也不在少数，自己如果再上大学，一年供一个大学生，再供一个中学生，最少也得近万元，对一个毫无积蓄的家庭，这几乎就是一个天文数字，父母亲是多麽沉重的负担。
他清楚地知道，全家每年从土里刨食，只够勉强糊口，养的那几只羊，十来只鶏，从来就是家里的油、盐，和他与弟弟的学费、笔墨纸张的源泉。到他高中毕业，家里已是负债累累了。
他从小就是一个要强的孩子，陕北人常说：子长十二执父事，德红今年就十八岁了，他要‘执父事’，挣钱供弟弟上学，给爸爸看病。
他正琢磨如何才能够‘执父事’，如何向父亲开口说这件事。
正好向东从北京来信，问德红高考中了哪个大学？当他得知德红连名都没有报时，立刻就火冒三丈。
打电话又接不通，就发了个电报：“德红儿来京”。
“速送德红儿进京”。
“速送吾儿来京”。
一封电报好说，两封电报也还能推辞，一连接到这接连而至的第三个电报，口气竟用说到了‘吾儿’。
向东几乎不容争辩地挤占了德红父亲的地位，好象德红爸亏待了他的‘德红儿’，让德红父亲简直无可推脱。
全家人马上就忙翻了天，东挪西借，好不容易一连借了七八家，才凑足德红的进京路费。
又紧赶着给德红准备行装。一身崭新的学生兰制服，新解放鞋，几件换洗衣服。
再赶快掏换些新碾的粘糜子，蒸糜子面枣窝窝，挑大红枣，分装在三个大塑料编织袋里。
九月天高气爽，母亲站在门口望着，父亲和弟弟德军套着毛驴车，一如当年送向东、红梅夫妻，一直把德红送到佳县黄河边，上了船，又眼看着德红肩扛手提地上了岸。
临上船前，德红爸拍着肩膀，叮嘱德红，说：“儿呀，你乾爸、乾妈都是仁义人，十几年没见过你，也实在想你了，一连发了三个电报叫你，全都是爲了你好，你大我也不能再多说啥了。你是个乖娃，啥都知道、明白，反正我和你妈早就把你给人家了，记住要眼勤、腿勤、手勤，少说话，多做事。”
“你乾爸、乾妈也有个儿，比你小四五岁，叫志明。啥事要尽让着志明，千万别争竞，说啥你也是他哥呢。”
“家里也没有什麽事情，到北京给我问候你乾爸、乾妈好。” 他又叮嘱德红。
“你到北京要争气，要听大人的话，勤快些，多做事，多尽孝，少说话。”德红爸临别前千叮咛、万嘱咐。
“德军，哥走了，你以後要勤快些，大、妈上年纪了，在家里你就多Cao点心、多做事。”德红又叮嘱十三岁的德军，他和德军的眼睛里都shi润了。
黄河道的风，卷着细碎的沙土，弥漫在空中，父子俩一直站着，船还没有到对岸，就一片灰黄，尘沙迷蒙，刮得什麽也看不见了，他们估摸德红已下船、上岸走得看不见人了，才转身回家。
远去的德红暗下决心：要凭自己的双手，给弟弟德军挣上大学的学费，给老年父亲挣药钱，还要挣钱给妈妈盖一院好房，而且决不是那种老式的窑洞房，一定要盖楼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