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特迷惑地张开眼睛，但是空气中只残留下了一声轻轻的笑音，亨特看见这个杀人狂转身慢慢地走远，背影被黑暗逐渐吞噬。
奥尔加坐在下面轻轻地嗤了一声，很明显地表示着自己对麦卡德的嗤之以鼻。而马斯克女士好整以暇地问道：“请告诉我们你的名字和职业，先生。”
这证人就说：“拉瓦萨·麦卡德，FBI行为分析小组的负责人。”
“您负责调查红杉庄园的案子，是吗？”马斯克女士问道，“在斯特莱德先生被袭击的那天，您和SWAT小组的成员为什么会出现在斯特莱德先生的旅馆套房里？”
“因为斯特莱德联系了我，他说他收到了死亡警告，预感到自己很快就会遭遇到危险——当然，鉴于他被卷进的案子，他收到死亡警告也并不奇怪。”麦卡德耸耸肩膀，回答，人群里传来一阵轻微的笑声，“他恳求我在他离开维斯特兰之前保护他——那只有一个晚上的时间，我飞回匡提科的飞机在第二天，考虑到种种因素，我答应了。”
“是您联系了SWAT小组吗？”
麦卡德摇摇头：“并不是，是斯特莱德自己走正规渠道申请的，从WLPD方面应该能看见相关的书面记录。”
“我明白了。”马斯克女士点点头，然后颇有悬念地停顿了一下，猜继续说下去：“那么，5月5日那天下午，您呆在斯特莱德的旅馆的套房中的时候，发生了什么？”
“我和SWAT的成员们留在起居室的隔壁房间，而斯特莱德本人留在起居室里，门口另外安排了两个警员——因为说实话，正如我所说，他这种案子收到死亡威胁十分常见，但是大概只有千分之一的人会真正把死亡威胁付诸行动，所以我当时并没有太重视这件事……这可以说是我的失职。”
麦卡德的叙述听上去平稳而又清晰，显然之前打过腹稿。奥尔加·莫洛泽坐在原地，发出了一连串磨牙似的声音，搞得坐在她身边的人频频看她。
“后来我了解到阿玛莱特是先用电击器撂倒了门口的警员，但是当时我们在屋里没有听见任何声音，实际上，他并不是暴力破门的。在他进门之后，甚至跟斯特莱德进行了一段对话——由于没有人呼救，我们在隔壁只听见一点模模糊糊的声音，那并不是争吵，听上去非常的心平气和，所以我们甚至还以为是客房服务或者斯特莱德在打电话，结果没有及时冲进去，直到我们听到了枪声，才意识到事情并非如此……但是很可惜，一切都晚了。我们进入现场的时候，斯特莱德已经从楼上摔了下去，而阿玛莱特先生则拿着凶器，很快遭到我们的逮捕。”
“您是说，阿玛莱特进门之后先跟斯特莱德进行了对话，然后才枪击了他？”马斯克女士问道。
“是的，这点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它从逻辑上来说确实很奇怪。”麦卡德严肃地点点头，“恕我直言，从犯罪心理的角度来说，阿玛莱特先生在这件事上表现得太过游刃有余了，大部分以复仇为目的的杀手——无论是有计划的还是无计划的——在真正实施谋杀的时候由于受到强烈的感情冲击，很难保持完全理智，就算是他们决定在犯案之后自首，在被逮捕的时刻也难免有些异常的情绪流露出来，这是人之常情。但是阿玛莱特先生从实施犯罪到被SWAT小队逮捕的全过程都保持着一种绝对的冷静，说真的……他甚至冷静的不太像是一个初犯。”
“这只是你建立在过往经验上的推断。”赫斯塔尔清了清嗓子，平静地说道。
“建立在前人无数研究上的推断，”麦卡德反驳道，“我认为我既然作为技术证人出庭，就是说我在这个领域还是具有一些权威性的。”
马斯克女士无视了这些唇枪舌剑，转而向法官和陪审团的方向说道：“不仅如此，我希望向庭上呈上一份WLPD邀请心理学家为阿玛莱特先生做的检测报告，报告可以显示，阿玛莱特先生的心理完全是正常的，不存在由于严重的创伤和心理障碍导致必须通过杀死斯特莱德、以获得心理上的安宁的情况。”
在陪审团传阅那份报告的时候，奥尔加抽空向安妮解释道：“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确保赫斯塔尔不会用心理问题为自己开脱——之前有过这样的案例，比如说1984年的盖瑞·普拉奇案，他在警察押送犯人的过程中枪杀了强jian自己的儿子的罪犯，在后来的庭审中心理医生向陪审团证实，当时的普拉奇处在强烈的内心折磨中，除了杀死侵害儿子的凶手之外别无他法……总之，在心理学、社会舆论等很多因素的作用之下，这位父亲只被判了缓刑和社区服务。”
“那么……”安妮犹豫了一下，还是忍不住问她，“阿玛莱特先生到底有心理问题吗？”
“反正不是WLPD请来的心理医生就能看出来的简单问题。”奥尔加不知道想到了什么，冷笑了一声，“他们从‘一个童年受到性侵的、有心理创伤的普通人’的角度出发，估计是不会研究出什么对赫斯塔尔有利的结果的。”
“他没有生命危险！”匆匆跑过来的手下汇报道，“我们在两个路口以外发现了他，只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