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皮下组织烂糟糟地浸没在粘稠的黄色体液当中。
又把平时用来缝棉袄的大约五公分长的钢针举起来给他看，恐吓他。然後就在小伙子的眼前尖底下用针尖往他烫烂了表皮的嫩肉上乱划，每划一下都使他像是怕冷似的直打寒战。最後，野川抓起小伙子的生殖器，可怜的小伙子眼睁睁地盯着那根钢针一公分一公分从自己的睾丸上扎了进去。恐怕他的感觉会像是扎在心尖上一样吧。他都没怎麽叫喊，甚至也没有能够昏过去，却像是被施了法术似的目瞪口呆地盯着自己只露出一半针尾的睾丸。
小伙子全身的肌肉像一个运动健将那样一块一块地耸立起来，在皮肤下凸现出清晰的轮廓。
他的身体现在绷得像拉直的弓弦一样紧。突然地，那只正被扎进钢针的睾丸像是获得了独立的生命似的，在野川手中一抖一抖地跳动起来，每跳一下便从顶端的伤口里忽地冒出一粒血珠。
与它应和着,小伙子正呆呆地瞪着它的细眼睛中也同时涌出一大滴眼泪。
野川又拿起第二根针再给他看---在第一根针尾稍稍下面一点的地方再扎进睾丸里。
看着第二根针扎进一半，陆浩想闭上眼睛，几个声音立刻怒骂起来：“睁开眼睛，好好看着！”同时更用力地撕扯摇着他的头发。他再睁眼，突然软弱地说： “别，别再扎了。”声调很特别。大家意识到这一点後停住了手。他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液，说：“我，我都告诉你们。”
宪兵们把他的头放回铁床上，一齐朝我看。我看了看表，十点多一点。如果这是真的，今天之内还来得及做些事情。我问：”发报机在哪里？”
“在，在江边，大豆集沿江往南一百多米，也许，两百米吧。有一间土坯房子後面。”
我朝野川看了一眼，他後来与那个总机关的特务一起工作了大半天，把陆浩在上岭走过的路线重新走了好几遍。他稍稍点头，意思是他到过那里。“为什麽放在那里？”
他稍稍有些惊讶。
“干什麽，让人来取呀。”
很令人惭愧的是，我一直在等着这个联络员在小城中四处乱转，最终确定没有人跟踪後便狡猾地溜到一家中国人居住的院子门口，轻轻敲几下门。等到他再从里面出来的时候手里已经没有那口箱子了。
因此我一直认为我们在他送交东西之前就抓住了他。在两三天之内那些等着收取东西的人未必能够及时得到警告。我一直在幻想带领一个行动组冲进那个最神秘的情报组织的一个联络站甚至一个指挥中心。可是现在情况就不太一样了，我本该想到这种“信箱”的交货方式的。一定是这几年来我跟土匪作战太多让我变愚蠢了。
“哎哟，啊。”他呻吟起来，“给我喝点水吧。”
我作了个“就那样吧”的表示。宪兵们解开他手腕上的绳子，
把他的上半身从铁床上扶起来。
小伙子软绵绵地靠在折磨了他一天一夜的行刑者的臂弯里，像孩子似的贪婪地喝了一整杯水，还像是满足地叹了一口气。他脚上的绳子也解开了。因为在用刑时拼命挣扎，绳子几乎完全嵌进了他的肉里。
我的手下把他扶到椅子上坐下，多少都有些如释重负的表情。除了几个像野川那样的疯子，把一个小伙子，即使他是中国人，弄到这种程度让这些三五年前的农民和渔夫心中难免有些怪异的感觉。当然如果他不坦白，我们仍然会无所顾忌地干下去。那是我们在战争中效忠国家和天皇的唯一正确的方法。现在这活儿算是做完了。
我本人从不怀疑陆浩最终会垮掉。能坚持过日本宪兵的逼问而不老实坦白的人是不存在的。使我急迫的只是时间，时间拖得太久犯人再说什麽都没有意义了。
但是我并不喜欢陆浩这一回的表现。大多数人会在忍受不住极度痛苦，陷入完全狂乱的状态时表示同意坦白。然後让他休息一点时间开始讯问，他会表现得十分合作。因为他这时已被吓坏了，只要威胁一下，说要给他重新试用一下刚才的手段便足以打消他重新顽抗的念头。而陆浩并不是在最接近崩溃的时候认输的。和刚才的酷烈情形相比，他说话时的态度显得过分冷静了一点。
我扫了他一眼，靠在椅子上的小伙子正低着头用手轻轻地扶摸自己被扎进了两根缝衣针的睾丸，他的两条腿直挺挺地伸展着，而且向两边分得很开（并拢会更疼），旁若无人地正对着他身前的这些残忍的拷问者。一天一夜的功夫就把本应是羞怯的年轻小伙子变成这个样子。也许他是真的不行了吧。
我坐到纪录员的桌子後面，翻开一个硬面夹子。里面当然什麽也没有。唯一的一张东西是上岭镇的平面图，上面用笔勾出第一天陆浩走过的路线。
“陆先生，我们开始吧。”
标准的讯问应该让被讯问的对像从头开始说，让他一步一步地去组织自己的故事。但是现在我不能等。
“你知道去取的人是谁吗？”
“不知道！”
“你知道他什麽时候会去取吗？”